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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式管理究竟是什么?
作者: 时间:2014-6-18 阅读:

 近日,一个名为“丹东阿里郎饭店培训风采展示”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疯传。视频里,女服务员们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,穿戴整齐,情绪亢奋,动作划一,在管理人员的命令声中时而背诵大段企业文化口号,时而唱歌赞颂企业精神,同时进行了急促而夸张并带有极强表演色彩的队列展示。

 

 

视频一经传播,随即引来骂声一片,网友和专家们痛斥阿里郎酒店进行“洗脑、传销式”培训,质疑这种方式是对于员工人格的不尊重。有专家甚至断言,这样的非人性化的管理好比饮鸩止渴,必然不能持续。

 

事实上,与当前饱受赞誉的海底捞和德胜洋楼相比,三者的管理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但海底捞和德胜洋楼誉为“中国式管理”,而阿里郎则被贬为“洗脑式管理”,原因何在?如果我们把那种通过高效激励产生高品质产品、服务的模式称为“中国式管理”。那么,这种“中国式管理”究竟是什么?为什么会产生?

 

中国式管理解密

 

这种被推崇的“中国式管理”,简单来说有三点操作:

 

其一,在员工激励上,老板不计代价地投入,以获得员工的信任,营造一种平等、亲和的组织氛围。

 

这三家企业对于员工的激励都是值得称道的。海底捞提供寄宿学校、良好的集体居住环境、赋予基层员工赠送菜品的权力;在德胜洋楼只要工作满五年,每个农民工都可以免费出国考察一次,每年圣诞节,公司还会把全体农民工请到苏州最好的五星级酒店开年会;阿里郎则是当地少数为员工提供条件不错的宿舍,并且过年放假的餐饮企业,其还经常为员工组织集体活动(企业买单),甚至为男员工专门修建了篮球场。

 

其二,在组织牵引上,利用组织氛围,通过各种手段引导思想和行为“高度标准化”。

 

为了使得农民出生的员工能够成为合格的流水线工作人员,为了“雕刻”出员工的“模板行为”,几家企业都各显其能。海底捞是取“上策”,其营造了一种让员工心甘情愿付出的氛围,例如,其员工认为“在海底捞做长的人,都养成半夜三更回家的习惯,感觉到半夜三更回家才是对的,早回心里就有愧,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盯着你,就觉得对不起公司,对不起这份工作。”德胜洋楼是取“中策”,即依靠制度的设计和监督施行,其《员工手册》从个人卫生到工作流程,内容多达268页,而为了配合制度的执行,还要求员工每天默背手册,进行以老带新的行为同化,对不遵守纪律员工实施类似“克格勃”的暗中监督,甚至会罚坐“冷板凳”。阿里郎似乎是取“下策”,打鸡血式的培训倒是让员工凝聚力提升,行为整齐划一,但唱歌、跳舞、列队、喊口号……无一不会让人将其与传销、洗脑相联系。

 

其三,在顾客服务上,通过“超预期”的服务为顾客提供极具冲击力的体验,并使得顾客心甘情愿地支付高溢价。

 

海底捞毫无疑问是走的高价路线,但正因为其服务上的人性化,它再贵也有人排队等着吃;又如德胜洋楼建造了最“洋”的美制木结构别墅,其房屋质量甚至超过了美国标准,高价高质;再看阿里郎,其在当地似乎经营的也不错,人性化服务业颇有海底捞的影子。

 

激励是起点。三家企业方法不同,实质相当。相对海底捞和德胜洋楼,阿里郎也许没有完全学得像,但至少其明白激励措施给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温饱,更是精神上的尊重。而有了这种“被尊重”的感觉,有了对于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感,员工自然充满了要“为企业卖命”的激情。牵引是手段。无论是使用上策、中策还是下策,三家企业的管理措施都是被员工所高度接受的。其原因在于,在高度激励下形成的对于老板和企业的认同使员工相信,这样做是“为了大家好”。服务是结果。有了积极的态度和行动,在服务上,自然备受市场认可。服务上获得的来自市场的正面反馈,不仅坚定了员工对于牵引手段的认可,获得的收益又可以重新投入到对于员工的激励,于是“中国式管理”就成为了一个正向的循环。

 

三家企业的“激励”和“服务”显然是管理正途,但抽离出“牵引”环节,阿里郎似乎就经不起推敲。无论是传递什么样的文化内涵,只要采取了“打鸡血”的方式,似乎都失去了正当性。另外不得不承认的是,在“激励”和“服务”上,阿里郎的确也还没有锤炼到海底捞和德胜洋楼的境界,所以略有山寨之嫌。但是,我们可以试想,要是视频没有上传,要是阿里郎继续在中国式管理的进路上深耕些许时日,公众看到的就可能仅仅是其在激励和服务上的成就,其说不定已经被誉为“海底捞第二”了吧!说到这里,我们还应该嘲笑阿里郎吗?

 

中国式管理的土壤

 

管理是权变的产物,这种“中国式管理”能够脱颖而出,离不开三个现实条件:

 

第一是员工的苦难经历。

 

大量出生自农村的年轻人大多拥有苦难的成长经历,无法获得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享受,伴随其经济地位的,是他们的社会地位,社会的遗忘、漠视甚至歧视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生活经历里打下印记。所以,年轻的员工们渴望改变命运,渴望获得尊重,渴望像城里人一样生活。所以,他们愿意为此付出,愿意承受奋斗过程中的艰辛,只要他们看得到希望。传说,海底捞的张勇曾经一句话就做通了员工的工作——“你是不是还想祖祖辈辈当农民?”所以,当老板用实实在在的成本为员工筑起“城市的生活”,勾勒出一个简单的愿景(改变自己的阶层)时,员工自然会被触动;而老板也自然成为了跨越阶层的“引路人”,员工自然会给予信任;如果老板本人再对员工施加一些关怀,员工自然会对老板报恩,甚至会为企业鞠躬尽瘁。一句话,这些年轻人心理预期的底线太低了,他们淳朴得可爱,以至于简单施惠就足以让他们感动。

 

至于说那些被认为是“非人性化”的牵引手段,正满足了农民工们寻找存在感、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强烈愿望。有人认为阿里郎“打鸡血”式的培训表演无意义,但有意义的不是“打鸡血”的形式,而是把谁叫到一起“打鸡血”。换句话说,这种看似荒谬的形式其本质意义在于创造了一个“社交”的平台,用什么形式搭建平台,反而不应是关注的重点。

 

第二是市场的简单需求。

 

我们讨论的执行“中国式管理”的三家企业无一不是战略目标明确,市场需求简单。阿里郎和海底捞所在的餐饮业自不用说,德胜洋楼的美式木结构别墅也是切入了一个空间巨大的利基市场。换句话说,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员工保持独立思考,成为市场信息的触手,进行独立决策,跟着大部队前进,保持行动一致,保持昂扬斗志,完成单纯的工作即可。所以,这类中国式管理才能够奏效。换个角度看,我们何时看到过用这种“事无巨细的制度约束”、“打鸡血培训”能够管好知识型员工的案例?

 

第三是顾客的代偿心理。

 

西方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横向文化,讲究平等主体之间支付对价。所以,在西方的服务业,服务员和顾客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,服务人员完成基本的服务即可,其在人格上并不会低人一等,不需要无限制满足顾客需求。要获得更好的服务该怎么办?给小费!而东方文化(儒家)实际上是一种纵向文化,其预设了一种纵向关系,如君臣、师徒、父子、长幼等等。于是,处于纵向关系中的我们,习惯性地把服务人员预设在了相对顾客更低的一个层次上,要求忍让,要求不计回报地提供“超预期服务”。这实际上体现了社会的一种“代偿心理”,即在工作、生活中习惯了无条件满足上一层级角色的要求后,需要在一个场合由下一层级的角色无条件满足自己。所以,我们会看到一些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在服务就餐时颐指气使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德胜洋楼提供的“超值产品”也是满足了这种代偿心理。当“超预期服务”就成为了市场突围的利器,“雕刻员工的模板行为”的方式也就具有了必要性。不管使用哪种手段进行牵引,逻辑还是市场导向的!

 

摸索出这种“中国式管理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本土企业家的路径依赖。海底捞的张勇、德胜洋楼的聂圣哲、阿里郎的王民都有过社会底层的经历,这使他们对于员工充满了改变他们命运的使命感,而在商海的摸索中他们又倾听到了市场的声音,他们也幸运地找到了一些让员工行动一致的办法(海底捞营造变态服务的氛围,德胜洋楼的要求员工按守则办事,阿里郎要求员工参加“打鸡血”培训)。当他们将这种种逻辑的片段组合在一起形成模式时,这种模式提供的产品又正好在合适的行业,所以他们获得了成功。

 

阿里郎们的确不值得被拔高。毕竟其管理模式只是针对特定人群、特定文化、特定市场中的个案。所谓“模式”,不过是少数企业适应当下中国式环境的达尔文进化而已。当我们大呼发现了“中国式管理”时,却无奈地发现这种模式并不神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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